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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特约评论员 陈宪
笔者近日在深圳调研，重头戏是去了一趟比亚迪(002594)（SZ002594，股价243.65元，市值7093亿元）。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笔者述及企业组织架构对创新效率的保障作用，谈到比亚迪以研究院作为企业组织架构的核心，在业界并不多见，并简要介绍了当时的11家研究院。这个组织架构的逻辑体现了比亚迪“技术为王 创新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次在比亚迪的展厅，笔者重点看了研究院的部分。在排列研究院名称的展板上，笔者注意到了不包括在原来11家研究院中的“基础科学研究院”。
参观后研讨座谈时，两位工程师表示，基础科学研究院是去年成立的。笔者这次调研提纲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比亚迪如何促进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开发试验研究与新技术产业化的创新链全流程整合？”我们的研讨就从成立基础科学研究院切入，结合着第一个问题展开了。
目前，中国科技型企业的创新链延伸到基础研究的并不多，华为可能是较早的一家。比亚迪成立基础科学研究院，是将原先分布在各研究院的做基础科学研究的力量整合到一起，再继续招聘这方面的人才，做强基础研究队伍。由此，进入到调研的第二个问题，“比亚迪对科技型企业做基础研究的认知与实践”。讨论围绕着六个字“体制”“技术”和“成本”展开，初步形成了深圳科技型企业率先做基础研究的三点认识。
首先，深圳科技型企业率先做基础研究，是其发展逻辑的体现。深圳科技型企业数量较多、占比较高，与深圳先于其他城市较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较早形成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与北京、上海“大院大所”科技创新模式不同，深圳科技创新需求主要来自市场，也就是来自企业自身。早在2005年，深圳科技局做过一项调研，结果表明，深圳的高科技公司97%都是通过需求导向模式开展创新的，极少有成果转化方式。这些年过去了，我们看到，深圳崛起了一批各种规模的高科技公司。中国的其他城市当然也有这样的高科技公司，但不像深圳那么集中。而且，深圳的高科技公司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它们对市场高度敏感，且创新激励机制完善。城市较早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科技型企业内部形成的创新研发体制，促成了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乃至将创新链延伸至基础研究。
其次，率先做基础研究的科技型企业大多已经是行业领袖，它们处于行业的头部，引领着行业的发展。在发展的实践中，这些企业深刻地认识到，市场份额是行业地位的基础，技术领先才是持续引领行业的不竭动力。基础研究分为纯科学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两个部分。国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承担的基础研究，主要是纯科学部分。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活动，无疑要受企业自身发展的驱动，多具有明确的应用目的，是创新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技术进步缓慢的年代，企业应用基础研究的需求十分有限，也就基本不存在企业做应用基础研究的问题。二战后，在一些先发国家，出现了科技型企业，以及科技型企业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积极动向。随着科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基础研究的内涵不断丰富，应用基础研究成为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适应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的快节奏和高频率，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科技型企业做基础研究是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的必然选择。
第三，企业是营利性组织，必须始终做到利润最大化，尤其是长期利润最大化，科技型企业做基础研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也必须符合这一基本原则。以往对企业做基础性研究的怀疑，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认为它会影响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其实，利润最大化一定程度对应成本最小化，或者说，成本最小化是利润最大化的前提。这里的成本，既指财务成本，也包括机会成本。从战略选择的角度看，这里的成本主要是指机会成本。在企业发展的早期，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开发试验研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当企业发展到高研发、高技术阶段，在研发投入中，就将作出A（基础研究投入）多一些还是B（开发试验研究投入）多一些的选择。财务成本每天都在发生，是短期成本，机会成本是中长期成本，与战略决策息息相关。科技型企业早晚会感知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是机会成本最低的选择，有利于企业的中长期发展，并有可能持续引领行业发展，同时，可以实现更多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比亚迪、华为等科技型企业的决策者应当是深刻地体悟到这一点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国内十大期货配资公司，深圳行业研究院研究员）
